沮漳出《关雎》是夷陵一大幸事
《三峡商报》记者 柯 黎
获悉宜昌市《诗经》研究学者郭汉闵、李云贵推出《诗经》研究新成果：《〈诗经〉首篇《关雎》系沮漳河民歌》，心中实在激动，借用一读者的话：“《诗经》首篇，源起沮漳；果真如此，我辈癫狂”。如果此论成立，将为宜昌带来不可估量的学术、文化和经济价值。
《诗经》是我国诗歌发展史的光辉开端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先秦时期，《诗经》被称为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，汉代统治者“独尊儒术”，《诗》被儒生们作为经典之一加以传习，所以始有《诗经》之名。
《诗经》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305篇诗歌，这一时期正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，中国周代时期奴隶社会和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。
《诗经》包括风、雅、颂三个部分，其中“风”包括十五“国风”，有诗160篇，主要是从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；“雅”分“大雅”和“小雅”，即朝廷之乐，有诗105篇，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，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，即所谓正声雅乐；“颂”分“周颂”、“鲁颂”、“商颂”，有诗40篇，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。
《诗经》被认为是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时期的社会生活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。占绝大多数篇幅的十五“国风”，内容广阔，反映平民的生活，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被认为远胜于出自社会上层的《雅》与《颂》。
《国风》内容或反映古代人民的劳动生活，或控诉奴隶社会的黑暗腐朽，或反映古代人民对待战争的态度，或反映古代人民的爱情生活与妇女的不幸命运。其中的爱情诗则可谓华夏民族最古老的恋歌，虽然在一些封建卫道者和朱熹等理学家那里，一些篇章被斥为“淫声”“淫奔之诗”，仍掩饰不了这些古老恋歌的熠熠光彩，许多爱情诗流传到现在，依旧被奉为爱情经典。
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是爱情诗中最灿烂的明珠
《诗经》的爱情诗以其健康、率真的格调，自主、坚贞的爱情观以及情境相揉的比兴手法，奠定了其在文学、音乐艺术史上独特地位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也正是由于爱情诗的存在，才使得《国风》在含蓄中显出感情的细腻，温柔敦厚中透出对爱情的真挚，在含蓄和温柔敦厚之中贯注着深深的情感。
《诗经》爱情诗中，最灿烂的明珠莫过于首篇《关雎》，古人把它置于三百篇之首，足以证明对其的评价和重视。《关雎》写的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思念、追求过程，写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和求而得之的喜悦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用比兴的手法，来说明恋爱如同动物求偶一样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在中国封建社会，男女间的交往、恋爱是绝对禁止的，封建卫道者讲究男女交往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、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婚姻应该有“父母之命、媒约之言”，男女间的自然真情被视为邪恶、羞耻、被斥之为淫的。
而居于《诗经》之首的《关雎》则描写了自由的恋爱，男女恋爱自然如天性，根本原因在于西周到春秋时期封建礼教尚未占统治地位（1）。那时，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恶劣，人的寿命短暂，战争频繁，人口成为一个大问题。周代鼓励人口繁衍。《周礼》规定:“媒氏，掌万民之判。凡男女自成名以上，皆书年月日名焉。令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。”《周礼•地官》记载:“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。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若无故而不用令者，罚之。”（2）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，形成了恋爱自由的习俗。
古人将《关雎》奉为经典，还有一个美学原因在于其传达的是率真、至美的爱情。在写对窈窕美丽、贤淑敦厚的采荇女子的仰慕与渴望时，男子的感情是单纯而真挚，悠悠的欣喜，淡淡的哀伤。孔子评说：“《关睢》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这也被认为后世人们尊奉《诗经》的重要原因。
陕西洽川打造《关雎》文化旅游圈
正是因为《诗经》在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，对古代经典《诗经》的解读因时、因人而不同，几乎伴随了学术史的全部发展历程。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的研究更是成为千百年来世人关注的热点。
近年来，文化研究逐渐与旅游挂钩，《诗经》的价值一样被重新挖掘。2006年3月24日，为期四天的“《诗经》发祥地国际考察团洽川研讨会议”在洽川落下帷幕，经过来自美国等6个国家和我国台湾、香港地区的《诗经》文化名人以及北京大学等国内重点高校的8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激烈讨论发言，中国诗经学会确认了《关雎》是发现在洽川的爱情故事，洽川为中国爱情诗歌之源。
实际上，早在1999年9月，合阳县中心广场的雕塑座子就已经刻上“诗源”二字，随后该地又筹建关雎园景区和《关雎》诗社。
记者从一份发表在“渭南新闻信息网”上的《洽川被确认为“中国爱情诗歌之源”始末》的文章中了解到，洽川提出“《关雎》是洽川的爱情故事，洽川为中国爱情诗歌之源”这一论断，最初是以“推进《诗经》学术研究，开发《诗经》文化资源，发展特色旅游经济”为目的。
作者为关雎诗社社长，《关雎诗刊》主编党宪宗在文章中提到“《关雎》是发生在洽川的爱情故事”的研究始末，起源是他看了朱熹在《诗经集传》对《关雎》篇中第一段描述：“河，北方流水之通名。洲，水中可居之地也。窈窕，幽闲之意，淑，善也。女者，未嫁之称，盖指文王之妃，太姒为处子之时而意也，君子则指文王也。”（3）
他说：“朱熹在这篇论述里明确地说，淑女指太姒，君子指文王。太姒是合阳洽川人，而《诗经•大明》篇又描述了文王到“洽水之阳”迎娶太姒的壮观婚礼场面。从此，我脑子里逐渐形成一个概念，《关雎》写文王和太姒的爱情故事，这个故事发生在洽川。”这才有了之后的《关雎》发现在洽川，洽川为中国爱情诗歌之源之说。（4）
我们知道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、程颐的理学，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观点，他重新诠释《诗经》，是将《诗经》“系之于夫妇之道、兄弟之爱及君臣之道、礼义之防诸方面。”（5）提出《关雎》中的窈窕淑女和君子盖指文王和文王之妃太姒，以及将部分《国风》评为“奔淫之诗”显然也是为了诠释其理学的观点。
洽川将其观点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是可以的，但是对于学术研究却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。相比来说，郭汉闵、李云贵两先生的研究论据更为充足，我对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系出沮漳也更加期待。
如立论正确将带来巨大价值
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，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，《诗经》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生活，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。
如果果真如郭汉闵、李云贵研究所说，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出自沮漳，将带来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，不止于旅游经济的发展，更是在学术上、文化上都有重大意义。
首先，从楚文化研究来说，两位《诗经》文化研究者表示，《关雎》有乱辞，而乱辞则是楚地音乐的煞尾。如此看来，《关雎》应为地地道道的楚风，《关雎》的研究将对荆楚文化起到进一步佐证和文化贯通的的作用，将有助于学者对早起楚文化的研究。
有关早期楚文化的研究一直是个难题。虽然史书有“熊绎辟在荆山”的记载，历来对楚人早期所都丹阳也无异议，但对丹阳的地望歧义多见，主流的观点也有多种，目前大多观点认为楚文化源起沮漳，但由于沮漳河流域的西周材料发现极少，为学者确认早期楚文化、探讨该区西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带来很大的困难。如《关雎》果真出自沮漳，将构成楚文化研究的重要社会面貌之一。
其次，从地方文化上来说，《关雎》若真出自沮漳，中华民族真正的情歌之源就是沮漳河流域。宜昌地区代代代代相传的民歌也将找到滥觞，这将对宜昌民间流传的诗歌及传说研究产生重要影响，将对地域文化重新构建地方研究起到重要作用。
再次，将促成沮漳河文化的重新构建，长期以后，散落在沮漳河流域的星星点点的历史印记，既让人对远古沮漳产生了神秘的向往，又无法得以窥见其全貌，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的研究必将引起学者对沮漳文化的重新关注和考证。
此外，据此还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旅游价值。中国诗经学会理事、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曹文安先生。他说，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为沮漳河民歌和沮漳河是中华情歌之源的观点很有价值，也很有说服力，可以成为一家之言。该课题对宜昌地方文化建设、旅游开发都很有意义。
武汉大学文学院著名教授沈祥源先生说，这一说法很新颖，也有一定的依据，希望专家学者们继续深入研究，拿出更为坚实可靠的证据，把《关雎》这一名篇的背景考证清楚，这在学术上、文化上和经济上，都有重大意义。
无论其结果如何，让我们先来享受《关雎》的美好，有窈窕淑女立于悠悠绿洲，清风拂袖，柔情男子含情注目，岁月静美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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